2014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将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如果说打老虎、拍苍蝇是拔掉消极腐败现象的根苗，那么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则是从根本上铲除消极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深入推进反腐，并辅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将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
一些人因此认为，反腐败导致消费需求萎缩，影响了经济发展。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中央针对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提出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即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减少权力寻租、整治吃拿卡要，能够大幅降低企业支出的腐败费用，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这种看法显然是受到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魏德安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腐败会侵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严重的腐败往往与低增长相伴相随，但是，中国现出了这样的双重悖论：一方面出现了腐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领先。日本已经20年基本维持0利率，其他发达国家也是维持很低的利率。
可是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话，经济就不能够恢复生机。而资金流动性非常多，除了在自己国内搞投机，炒高股票市场价格，资金也会流动到国际市场，比如说大宗商品市场、黄金市场，把这些价格炒得高到不合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造成价格大涨大跌。这样做对经济肯定有好处，但推行之后会有痛苦，这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困局。比如说工资下降、福利下降，国家的成本负担就低了，经济也就有了竞争力。
所以欧元区如果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增加出口，美国也会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跟他对冲，产生竞争性。如果维持很低的利率，流动性非常多，投机性非常强。
除了黄金，大宗商品像石油都会这样子。可能发达国家政府积累的负债超过110%，120%，就会不断地增加。日本在1991年危机之前，它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好的，负债只有60%，现在已达到240%。美国愿意为了欧元区的改革，牺牲自己，来让欧元区进行结构性改革吗？当然不愿意，他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于政府减少开支，也是需求减少。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政府为了降低还本付息的负担，就一直维持很低的利率。结构改革已有共识为什么不推行？低增长、高失业率、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这就是发达国家所谓的新常态。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结构性改革至今不做？最主要是这些结构性改革推行之后会有痛苦。
大量流进之后，都会进入一些有投机性质的地方，大量资金的流入，还会逼迫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使经济变坏，积累房地产泡沫。现在失业率都在历史高位上，在这种状况之下推行结构性的改革，虽然长期来讲是好的，短期上面政府受不了，也会增加失业，会引起一般民众的反对。
金融机构去杠杆，投资和消费会减少，所以需求会减少。再有，政府减少赤字之后，当经济受到内部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干预的能力就强，平稳经济增长的能力就强。
发达国家新常态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这些结构性改革长期对经济是好的，但短期大家都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对经济肯定有好处。在竞争性贬值的状况之下，实际上大家相对没有变化，谁都没有办法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所以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可能造成热钱大进大出，对宏观政策的管理带来影响。美国最早提出量化宽松政策，欧元区马上会去收购那些发生危机国家的债券，日本同样也是如此。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慢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就会减少。
货币贬值，这个国家的产品、服务的出口竞争力就增加了，这样所创造的就业，来对冲国内结构性改革造成的收缩。国际经济学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学术界对此都已有共识。
美联储虽然承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一直没有承诺提高利率，这个状况会继续持续下去。欧元区危机一直走不出去，它就无限制的收购发生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券，美国就第二次、第三次的施行宽松政策，安倍也为了对冲美国和欧元区的货币贬值实施货币贬值，实际上他们发生了竞争性贬值。
2013年的时候黄金价格大跌，就是因为欧洲有个小岛国塞浦路斯，该国中央银行暗示说到时候还不起钱，就抛售黄金。过去大部分的危机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地区发生，比如90年代的莫斯科危机。
如果长期化了以后，失业率会维持相当高的水平，政府财政赤字就相当高。第二个药方是货币贬值。IMF三板斧为什么不管用了？每个国家只要出现金融或者其他危机以后，都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这两个政策要推行的话，都要一段时间，所以IMF还会给一个援助贷款，让他们渡过短期难关
中国首脑外交这样超乎寻常安排，集中体现中国最高决策层把致力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作为最为优先的经济外交目标之一，决心通过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的五通规划谋求自身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筑中国与区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数据显示，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21世纪初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亿美元。
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较高端资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产品总体进口替代能力提升，随着区域内国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提升，上述辅助功能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两方面组合条件赋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
展望未来，即便在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有利假设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几十年追赶才能逐步收敛。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净投资及资本存量较快增长。
从中国、G7与其他金砖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G20就业总数比重看，中国占比2013年为56%，G7同一指标值为13.7%，其他金砖国大体约为19%。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报告，在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上述构想不无道理。
现存各类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试图利用国际机构信誉与能力克服有关困难，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现实需要。从具体项目看，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码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
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另外，两国与区域国家在经济互补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实质性不同。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美日等国经济大体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因而中国工业制造结构与美日比较仍存在不小差距。一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风险环境下，大规模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可能动荡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实施进程具有最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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